作为一个社会影响面极广的商品，酒的流通和销售向来不是一件简单的事。
在我国历史上，国家长期对酒实施“榷酒”制度，即国家垄断酒的生产和销售，不允许私人从事与酒有关的行业。一方面，垄断生产和销售可带来高额的收入;另一方面，以此抑制酒的产销量，社会将达到节约粮食、维稳秩序的目的。这一状况到了新中国成立后才发生变化，并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开阔境界：酒类流通迅速打破了原来多层级销售和渠道封闭的历史格局，大大提升了流通效率，酒类流通展现大发展，最重要的是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的购买。
70年时间，中国酒类流通发生了巨变，这变化的背后是酒类市场繁荣、行业的进步，也是社会风气的极大开放。
计划经济时代的“统购统销”
酒的专卖，在唐代后期、宋代、元代及清朝后期都是主要的流通形式。新中国成立初期仍然沿袭原有的一些政策，比如对酒实行专卖、停止私人经营等。1951年5月，中央财政部颁发了《专卖事业暂行条例》，规定专卖品为酒类和卷烟用纸两种，组建中国专卖事业总公司，对有关企业进行企业管理，专卖品以国营、公私合营、特许私营及委托加工四种方式经营。
《专卖事业暂行条例》规定，零销酒商可由经过特许的私商承担，其手续是零销酒商向当地专卖机关登记，请领执照及承销手册，“零销酒商凭执照和承销手册，向指定之专卖处或营业部承销所承销之酒，其容器上必须有商号标志，并粘贴证照，限在指定区域销售，不许运往他区”。
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(1953～1957年)，酒的专卖划归到商业部门下领导进行。1954年6月30日，中国专卖事业公司发布了《关于加强调拨运输工作的指示》称，白酒和黄酒，各大区公司本着地产地销的原则，根据既定的购销计划，结合产销实际情况，研究确定大区内的调拨供应计划，并使省市之间通过合同的约束，完成调拨任务。全大区购销计划不能平衡时，上报总公司研究调整，在全国调拨计划内确定大区与大区之间的调拨，双方大区公司根据计划签订具体的供应合同。其中，酒精和国家名酒为计划供应之商品，由总公司掌握，统一分配。
1958年，随着商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权力的下放，除了国家名酒和部分啤酒仍实行国家统一计划管理外，其它酒的平衡权都下放到地方，以省(市、区)为单位实行地产地销，许多地方无形中取消了酒的专卖。
再到国民经济调整时期(1961～1965年)，酒类销售具体日常工作由糖业烟酒公司负责。其中，批发由糖业烟酒公司经营，零售由国营商店、供销合作社以及经过批准的城乡合作商店、合作小组和其它一些代销点经营，除此以外，任何单位或个人，一律不得私自销售。
这一特征是计划经济时代酒类流通的典型特征，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，酒的生产和销售工作都处于较为严格的国家计划控制之下。
总结来说，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，我国酒类流通行业处在计划经济之下，由国家统一管理。这一阶段，由于经济体制和物资紧张等原因共同造成，酒类处于严格的统购统销之下，算得上是奢侈品，很多人要到过年时才能喝上一点酒，但 这一点酒也足以抚慰很多人的生活。
由国家专卖到经营许可制
新中国成立后的前30年时间，我国酿酒行业尽管在技术进步和名酒评比方面进步较大，但市场规模发展速度较慢。这一状况到了改革开放之后才得以扭转，市场经济的浪潮大力助推酒类流通市场壮大。
随着酒类市场壮大，原有的酒类产销管理体制分散性体现出来。酒类生产企业除了轻工企业外，其它部门如农业部门、商业部门等都可进行酒类的生产;在流通领域，原先制定的由商业部门负责收购、批发的机制也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。国家对酒的产销无法进行统一的有效的管理，由此，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建议重新实行酒类专卖。
1990年12月18日召开的第129次总理办公会议对酒类生产和销售进行讨论，议定进一步加强对酒类的产销管理。此外，对酒类产销是否实行专卖的问题暂不定论，进一步研究各方面情况，权衡利弊后再定。
这为日后酒类流通走向开放发展奠定了基调。1991年，国务院法制局、轻工业部和商业部共同起草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酒类管理条例》(草案)，对酒类流通管理方面作出的规定主要内容有：酒类销售实行经营许可证制度。企业必须取得酒类经营许可证后，方可从事酒类批发或者零售。同时，它还规定了取得酒类批发经营许可证所必须具备的条件。
从酒类专卖制到经营许可制度，中国酒类流通行业“一步跨千年”。这一大跨步的背后，得益于我国当时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。自此之后，我国酒类行业发展突飞猛进，无论在产业规模、经济效益、社会地位还是社会影响力上，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。
从计划供应向市场资源配置的转变，不但激活了酒类市场，更让处于产业链条从属地位的经销商崛起，并占据主导地位。
这一阶段，一批从旧有糖烟酒公司独立出来的酒商，因为承担了体制转轨期的酒类流通环节，快速完成了原始积累。另外一批年轻人则以创业者形象涌入酒类市场，独具的创新思维和超前模式，让他们在酒类市场纵横捭阖。后来，他们因实力大、规模大、品牌强，被统称为“大商”，这已经是后话了。
从现在来看，大商的出现有其时代性。随着改革开放的到来，国民经济高速增长，居民收入的提高不断提升了社会消费水平。产能低、需求旺盛的酿酒产业迎来蓬勃发展的良机，处在产业链中的经销商群体自然会发育起来。
随着市场经济的展开，各大酒厂纷纷将市场按照地域进行划分，在一定范围内设立总经销商，由总经销商发展二级、三级批发商，厂家仅管理总经销这一级别。拿下名酒总经销商代理权的经销商，迎来了千载难逢的良机。
这一时期，一些不满足“小富即安”的经销商，勇于尝试各种新鲜商业模式，比如五粮液首推的买断品牌经营模式，五粮醇、浏阳河、金六福等应运而生，吴向东等人就看到了这个机遇，凭借买断经营和品牌运营壮大。
回头来看，大商的出现与当时快速发展的名酒企业脱不开关系。上游生产企业的名酒资源支持，对经销商的市场活力形成巨大刺激：全国总代和买断品牌没有区域的限制，经销商拥有独立定价权，做不大才是怪事。
时代的机遇促使酒水大商成形，大商的出现又让流通行业掌握了话语权，在商业模式创新(渠道)、厂商关系重建(竞合)等方面完成了价值重塑。
中国酒类市场即将登顶全球第一
作为推动酒类流通行业变革与进步的有生力量，大量酒类经销商的崛起，推动了酒类流通产品效率的升级。酒类市场渠道不断升级，从最初的大流通渠道，到发展到巅峰的“盘中盘”模式，再到团购模式，渠道的创新不断前进。
众人拾柴火焰高。它们的存在还左右了上下游的产业链，改写了以往酒类经销商相对薄弱的行业地位，使得产业更加成熟，酒类厂商关系向竞合方向迈进。
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，“看不见的手”在中国流通市场充分发挥出了资源配置的作用，各级酒商逐鹿市场，餐饮、商超、名烟名酒店等零售终端空前发达，专业连锁店、专卖店等新终端并起，并得到快速发展。产业的不断壮大，带来了酒类流通秩序的重新建立，促进了竞争环境逐渐走向成熟。
然而，酒类流通行业在享受市场经济自由环境的同时，又必须接受暴风骤雨的严苛考验。众所周知，因宏观环境和周期因素，白酒行业至今经历了三轮起起落落的深度调整，酒类流通企业更是首当其冲，在调整期经历了风雨。
三轮起落之后，酒类流通从业者不改本色，留下来的实力越来越强，思维越来越敏锐，管理水平越来越高，满足消费需求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。新千年以来，在加快产品流通、降低流通成本及控制产品品质的市场化趋势下，酒类流通向渠道扁平化、经营规模化、终端多元化、服务专业化和销售品牌化方向转移，以更加符合市场的精神，应对市场的需求。
2013年以后，互联网技术开始应用于酒类流通业，这为行业打开了更广阔的空间。酒类电商以创新者的形象出现，其提升效率、削减层级、满足个性以及让利消费者的特点，让它收获了属于自己的拥趸。
这种变化在为酒商提供了更多销售渠道的同时，也给经营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。同时，由于我国酒类生产领域存在严重的过剩，加上严控“三公”消费的影响，市场越来越重视渠道扁平化，越来越重视与消费者的沟通，酒类零售业的渠道和消费话语权日益凸显，流通企业再度面临挑战。
但总有人脱颖而出。2019年1月29日，大商华致酒行在深圳交易所敲钟上市，正式亮相资本市场。此前，沪、深两市并无一家同类企业上市，1919、名品世家等均在新三板市场。
华致酒行的成功上市，标志着A股市场中第一家主营业务为酒类流通的企业诞生。华致酒行突出重围，充分体现了酒类流通渠道价值得到资本市场认可，对于企业自身和行业发展都具有积极意义。
在酒业发展进程中，流通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。在此过程中，酒类流通企业的作用与价值也进一步凸显，目前，高集中度的酒类产业格局，要求酒类流通构建新布局、新平台，提高市场效率;消费者对消费文化、消费场景的更高级需求，酒类流通必须引入新理念、新模式，提高服务水平。
因此，以流通模式创新为途径，以流通价值扩大为特征的酒业新格局，正在加快形成。这种新发展与新格局，将使酒类流通行业对上游产业的协作效率更高，对市场和消费者的服务质量更高，成为酒业转变增长方式、升级增长动力的关键一步，推动行业加速迈入高质量、可持续增长新阶段。
总结来看，新中国成立以来，我国酒类流通行业的发展经历了计划供应时代、市场导向时代、渠道扁平化/规模化/品牌化时代、新型渠道兴起(电商、新零售)时代四个阶段。伴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健发展和流通标准规范的广泛运用，酒类流通行业在这一过程中取得了巨大的发展。
2018年，全国规模以上酒类生产企业销售收入总额达到8122亿元，酒类流通市场体量则超过1.5万亿元，预计在未来几年内将达到2万亿元，成为全球第一酒水消费市场。中国酒类市场即将登顶全球第一的位置，对于流通行业来说，这是划时代的机遇和挑战，中国酒类流通企业只有以价值发展为导向，以品牌发展为引领，行业才能行稳致远，迈向新高。
